（三）兵家的用将之道

对于如何用人？我国古代政治家和兵家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尤其是军事领域，用人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所以兵家根据实践经验得出的用人之道，科学性与民主性成分较之其他东西更多，可以说它集中了我国古代关于用人经验方面的精华。史美珩所著《古典兵略》一书概括了六大原则，既是选将用将的原则，也是将帅自身的用人之道。简录于此，供读者参考。

1.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全面性原则。“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这个论断首先是由《周易》这部书提出来的，以后历代兵家与政治家都将此奉为用人之基本准则。什么叫“小人”呢？《周易》认为是无才德的人，《管子》认为是德薄的人，孔子认为是缺德的人，司马光认为是有才缺德的人。

《管子》还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宁过于君子，而勿失于小人”。意思是宁可犯不用“君子”这样的错误，也不能犯重用小人的错误。因为管子和司马光等人都认为品德高尚的人，并不会因为你不重用他就去危害社会，而重用小人就不得了，因为他们有才缺德，势必变成大奸大恶之辈。所以司马光主张“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强调在选将时既要看他政治上是否合格，又要看他是否具备胜任工作的能力。总之，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就是中国古代兵家用人的第一条原则——全面性原则。

2.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实践性原则。“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是三国时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给诸葛亮评马谡的一句话。马谡自幼熟读兵书，很有才华，给诸葛亮出过不少妙计。但刘备认为马谡夸夸其谈，言过其实，不可付之重任。但孔明并未将刘备的话听进去，后来马谡失街亭，才想起刘备当年的话，但已铸成大错，只好挥泪处斩马谡。诸葛亮自己也愧用人失察，自降三级。这个故事，后来被历代兵家吸取了教训，在任用将帅上，都强调要坚持实践性原则，一定要选拔有实践经验、有实际指挥能力的人担任将帅，这成了中国古代兵家与兵学家一贯倡导的思想。历史证明，和平时期在将帅选拔方面都易犯不坚持实践标准的弊病，因此历代兵学家都无不大声疾呼用兵乃死生之地，将帅非恩幸之任，不能搞“亲旧恩幸”“坐取武爵”这一套，一定要选有真才实学、有实际能力的人。中国古代的武举制度，可以说是和平时期选拔将帅的一种好的形式。

3.小大之才，各尽其用——优化性原则。坚持人才使用上用其所长，不用其短，量才而用，优化组合，这是中国古代兵家与政治家在用人问题上的一个重要原则。《鬼谷子·权篇》中讲：“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晏子春秋》中也讲：“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由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古人认为才有大小，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小大之才，各尽其用，切忌小才大用和大才小用，这是从人才能力的“量的规定性”方面考虑人才的优化使用。另外，古人还强调，用人方面要刚柔相济，长短互补，文武全壁，众力相辅，形成一个整体性的人才优化组合，这是从事物“总体性联系”来考虑人才的优化使用问题。如三国时曹操派技艺不同、性格各异、而平时意见又往往不合的张辽、乐进、李典三人守合肥，就是有刚有柔、有勇有谋、文武合璧的优化组合。例如毛泽东让罗荣桓与林彪搭班子，一个是政治思想和原则性强，一个是军事天才，二人文武合璧，珠联璧合，后来东北野战军发展最迅猛，战绩最辉煌，两人都成为共和国元帅。

4.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专任性原则。生活中有句老生常谈的话：“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兵家和兵学家一贯强调的用人原则，即对经过考验确信其忠诚和具备统兵作战能力的人才要大胆使用，并赋予机断指挥的全权，不能轻易地从中过多地干预其行使权力。翻开中国古代兵书，几乎每本兵书都强调将帅必须有专断指挥的全权，反对君主的过多制约。为什么呢？

其一，是因为军事上克敌制胜的需要。《历代名臣奏议》中讲：“兵有速如风雨，不测如神，三军趋利而行，岂有千里请战哉！”这就说明了战场情况变化无常，不能事事请示，必须机断行事。孙子兵法强调“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尉缭子》也强调“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这些都是强调将帅指挥权的专任性。

其二，是政治上治军与用兵的需要。《历代名臣奏议》中讲：“将在军，权不专制，任不自由，三军之士自然疑也”。意思是讲政出多门，令出多门，将帅没有独立的指挥权，决断权，那么就难以治军和用兵，因此从治军和用兵的需要看，将帅也必须有专任性的指挥权。

当然，古人之“用人不疑”，是以“疑人不用”为前提的，孙子强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是以“将受君命”为前提的。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作为“为所欲为”“拥兵自重”的借口，这与兵家的本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ClCC国防教育特邀专家 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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