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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克罗克/文
年近六旬时，我结交了一位名叫阿特・特里格的知心朋友。他以前一直在罗灵格林乡村俱乐部做事，那时我常常到那吃饭。原先，我雇用他给我们的经营者写业务通信，但不久他就成为我的贴身随从和司机。关系很好，像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阿特性格粗狂，很有幽默感，乐于听别人倾诉，这是我在餐桌上所需要的。因为那时我的生活中被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我恋爱了。 她名叫乔尼・史密斯，住在圣保罗。 我那次是去会见标准餐馆的老板吉姆・齐恩，他对于成为麦当劳的特许经营者很感兴趣。可是那天，在餐厅里，我发现自己很难集中精力边吃边谈，因为餐厅里萦绕着风琴演奏出来的古典乐曲。它撩起了我演奏的兴致，并使我随着欢快的节奏心潮澎湃。最后，吉姆把我介绍给那位钢琴师。 真好！ 我一见到这位有着金发碧眼的美人，瞬间就惊呆了。她已经结婚了，我也已经有了妻子。我们眼神交会时迸出的火花当时被忽略了，但我一辈子也无法忘记。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频繁地看到她。因为吉姆・齐恩进入了麦当劳，我就有了一个理想的借口去那儿。刚开始我们只是简短地聊天，进而发展到在钢琴或风琴上合奏，最后推心置腹地长谈起来，我把我对麦当劳的想法及未来的打算一股脑儿地告诉她。她的确是一位绝佳的聆听者。
吉姆・齐恩终于在明尼阿波利斯开了第一家餐馆。很巧的是，他聘请了乔尼的丈夫罗利当经理。于是我和乔尼又有机会在电话里长谈了。当然我们谈的大部分还是关于业务，但日益加深的爱慕之情却溢于言表，每次讲完电话，我浑身上下感到舒服快乐。 这种感受使得我跟埃塞尔无法继续生活下去。我从阿灵顿海茨的家里搬了出来，搬到怀特霍尔的一栋公寓里。下一步打算建议乔尼各自离婚，然后结婚。我知道这对她来说很困难，因为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我们都信仰宗教并尊重伦理行为规范，而且所受的教育使得我们对于婚姻的义务深信不疑。她无法做出决定。最终，我决定我们中必须有一个人先迈一步，提出离婚，而这个人只能是我。 因此，我用钱从埃塞尔那买来了自由。除了我经营的麦当劳商店，她几乎得到了所有的一切：车、房子、所有的保险金以及一年3万美元的生活费。我很情愿支付这笔钱，因为我尊重埃塞尔。她很惹人喜爱，又把家收拾得很好，我想保障她的生活。我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我筹集一笔钱，付给我的律师25美元，她的律师40美元。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筹到那么多钱，那就是卖掉那一家我一开始就创办的“王子宫”销售公司。哈里・索恩本为我安排交易事项。麦当劳的高层人员以15万美元的现金买下它。其实这家公司不止值这么一点，但我不介意，我急需那笔钱，而且这笔交易的受益者都是我自己的人（他们后来卖了约100万美元）。 现在只要乔尼一离婚，我就可以和她结婚。想到结婚，我就愉快地憧憬着。我知道她还需要时间，但我肯定她会同意，我们成为夫妇已在意料之中，不可能再节外生枝。于是，我去找她，向她说明我的愿望。她在考虑时，我注意她的表情，她的反应没有令我沮丧。事实上，那比我所期待的更为肯定。当然她需要时间考虑，对此我一直有心理准备。我全力以赴地处理麦当劳的事情，以此舒缓我等待的焦虑心情。 在我为公司所做的规划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结束我们和麦当劳兄弟的关系。这样做有一部分是个人的原因：麦克和迪克那套生意把戏开始让我心烦了。比如说，我把他们引荐给我的好友，纸制品供应卢・珀尔曼后，他们也开始从那里购买所需的全部纸制品。他们常到芝加哥来拜访卢，让他开车带着去察看麦当劳在该地的所有餐馆。卢一一照办，但他们就是不到公司总部来，甚至连电话都不打，他们的行踪和谈话还是卢事后告诉我的。 然而，我要与麦当劳兄弟分道扬镳，主要原因是他们拒绝修改协议条款，阻碍了我们的发展。他们把不合作归咎于他们的率真，那个律师确实一直和我针锋相对。但是不管什么原因，我都要摆脱他们对我的控制。 我与卢・珀尔曼以及其他人交谈，从中了解到我有机会说服麦当劳兄弟出售餐馆。莫里斯的身体一直不佳，迪克对此表示担心，并谈到了退隐问题。我虽有心帮助他们退隐，却担心这会使我付出巨大代价。我和哈里・索恩本几次交谈，权衡其中利弊，以便寻求一个折中办法。最后，我们决定将此事向他们直接挑明。犹豫不决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们的律师将争论不休，我们最终也会一样。
于是我打电话给迪克・麦当劳，请他出个价。一两天后他回电话报了价。我听后，电话一下子从手中滑落，差点儿连牙都掉了，他问我那声音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说，我正在从拉萨尔瓦克尔大楼的第20层往下跳呢！他们居然开口要270万美元。 “雷，我们除去税款，想各自拿到100万美元，”迪克解释说。“那个价钱包括全部权利、招牌、圣伯纳迪诺餐馆以及其他的一切。你知道，我们认为这都是我们赚来的，我们经营了30多年，一周工作七天，一周又一周不停地做。” 说得有多动听！不过我就是挤不出一滴同情的眼泪。 又要在资金上讨价还价了。我让哈里到会借给我们150万美元的那三家保险公司跑一趟。无论如何也要去，因为它们在一定时期内对麦当劳具有优先取舍权。可是约翰・戈斯内尔说，保罗里维人寿保险公司无力再给更多的钱了；弗雷德・菲德利说，州际互惠人寿保险公司情况也是一样；而马萨诸塞州保护协议又不能撇开那两家单独成交。结果，我们碰了三个钉子，看来只有上大街去寻找带着一袋金钱的圣诞老人了。 我心情十分消沉，便打电话给乔尼告诉她此事经过。我说，我如果有她在身边，我会轻松很多。她说，她还需要些时间考虑，她狠不下这个心来。 哈里在纽约找到我们需要的财神。他叫约翰・布里斯托尔，是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卡内基理工学院和福特基金会等12家教育和慈善机构的财务顾问，我们之间达成的那笔交易真可谓是美国财务安排上的一个新的创举。哈里对协议错综复杂的构想特别高兴，协议是这样规定的： 布里斯托尔集团贷给我们270万美元现金，归还的步骤是，分三个阶段将麦当劳所有连锁店总销售额的0.5%付给他们，第一阶段立即付0.4%，留下0.1%至第三阶段偿付。其中有多少钱作为利息，则按270万美元的6%计算，剩下的作本金归还。本金收回后，第一阶段即告结束。第二阶段时间上与第一阶段一样，不管上一阶段持续多久，在此阶段我们付总销售额的0.5%，然后在第三阶段付清第一阶段所延付的0.1%。 按照我们原来的预测表，这笔钱要到1991年才能全部还清。但那是根据1961年的销售额清算的。我们做到了在6年内归还本金，并于1972年还清了全部贷款。
这笔交易做得相当成功，皆大欢喜。在此交易中，布里斯托尔集团最终赚了约1万美元。虽说这个数目似乎是付出很大的代价，但请记住，我们毕竟一直是按照0.5%付给麦当劳兄弟的。我们为此交易总共付出了1万美元左右。这个数目若与公司以后几年所赚的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麦当劳兄弟高高兴兴地退隐了，外出旅游并经营他们在棕榈泉的房地产投资。莫里斯几年后逝世，迪克则搬回到新罕布什尔，和他青梅竹马的心上人多萝西・弗伦奇结了婚。她的第一个丈夫去世了，而迪克和他的第一个妻子也离婚了，所以这对结合是非常幸运的。我听说这场婚姻让迪克的新英格兰风格变得圆滑起来，以致后来他回忆说我们的结合“是我们有过的最成功的商业合作”。
我也很开心，只是那桩交易中有一点小瑕疵，令我不快。麦当劳兄弟在最后一分钟坚持保留他们在圣伯纳迪诺办的第一家餐馆，他们打算让自己的雇员经营。这一招真够绝！我指望的就是那家餐馆的收入，因为在整个州，我们再也找不到比它更理想的地段了。我对此大发牢骚，却又毫无办法。麦当劳兄弟执意保留那家餐馆，要是得不到，就等于把整个协议毁掉。最后，我只好在那家餐馆的对街开了一家麦当劳餐馆，而那家餐馆则换上了“大M”的招牌。我讲这段插曲，是要说明我为何对麦当劳兄弟毫无怜悯宽恕之心，他们不履行一言为定的许诺，这使我经受磨难，在加州每进一步就要像苦力一样喘气和流汗。 加州！我真被那里的前景迷住了。在美国，人口的增长和经济文化的活跃状态，有如汹涌大海，从东北部向南部和西南部涌来。在此高潮到来之际，我怎能让麦当劳坐失良机呢？ “你知道，我一直想着我应该去加州，在那里设一个办事处……”我对阿特・崔格说道。 “我知道一个人，他也有跟你一样的想法，”同伴带着一种嘲笑的口吻边说着，边开着车穿梭在密歇根大道的路上。“医生告诉他每天晚上把头浸在啤酒里，结果他痊愈了。” “阿特，你不是挺快活的吗？” “雷，如果有酒的时候就不了。” 我的脑海里保存着整整一本那时候的思绪片断。一页页地翻看，被唤醒的记忆便一下子涌到眼前。这并不是在怀旧，而是重新肯定我对麦当劳和那些帮助我创建公司的人的信念。我谈起对麦当劳的信念犹如谈到一种宗教。这样说并没有冒犯上帝之意。我常说，我笃信上帝，钟爱家庭，崇尚麦当劳。可是一进办公室，次序就全颠倒过来了。如果你跑百米，冲刺时不可能想到上帝，想赢就不会想，你的心思全在比赛上了，而我的竞赛就是——麦当劳。 ……思绪中的片断…… 一位瘦瘦的、庄重的小伙子坐在我的办公桌旁，样子显然有些紧张。他叫路易吉・萨尔瓦涅希，来到美国的时间不长。琼・马蒂诺资助他由意大利移居至美国，又在伊利诺伊州格伦埃伦，我们一家餐馆里帮他找到一份差事，充当操作人员。我一直想弄明白这小伙子在麦当劳究竟有何潜力。他的主要障碍并不是语言——他掌握的英语词汇可能比我更多，而问题只在于他的学历太高了。 路易吉毕业于罗马大学和梵蒂冈拉丁学院，并获得教会法博士学位，他时常阅读古希腊文自娱自乐。刚来美国时，他本想在大学里谋一个教师职位。他的妻子也是博士，受聘于印第安纳州瓦尔帕莱索大学。但路易吉得知这里的大学不再教拉丁语后大为吃惊，既然他的特长在各大学用不上，那么他只好留在麦当劳，努力工作，最后由最底层的操作人员升到了餐馆助理。他和我交谈时从头到尾都在讲着他在罗马如何受到着古典文化精华的熏陶，来到美国后看到人们手里拿着饭菜坐在车里用餐，接触到这种“车轮社会”特征——餐馆，其间的差异又如何令他在文化上感到茫然。他认为，我们那红白相间的屋顶楼房应该重新设计。 这个家伙是个怪物吗？
我最后决定把路易吉调进公司，他受过职前教育，所以对经营问题外的一整套东西处理得非常得当。肯定地说，他的工作业务使他成为一位出色的经理候选人，负责我们麦当劳自管公司的一个餐馆。在格伦埃伦的那家餐馆里，路易吉办的一件事，就是讲授正规操作法，这在我们系统中可能是首次。他认为，员工接待顾客不当，于是他写一册课本，成为“窗口接待课程”，并在地下室中的油脂桶上授课。路易吉甚至给他们留作业，工作有改进的，就发给奖金。 我最初把弗雷德・特纳调到总部时，即产生要为新的经营者和管理人员开讲座的想法。弗雷德对此也十分热心，而且会中不断提出的各项目标即包括培训。可是为了应付更紧迫的事情，那些目标先被搁置一边。但弗雷德不愿让想法被忘却，他和阿特・本德及我们一位名叫尼克・卡罗斯的现场顾问，一起写了一本经营者培训手册。芝加哥西北部有个迅速发展起来的社区叫埃尔克格罗夫村，当我们计划在那里建一家餐馆时，我坚决主张餐馆的地下室应该是完整的，而不是单个的。这个地下室成了我们最初的教室，而后发展成为汉堡大学。紧挨着埃尔克格罗夫村的餐馆有一家汽车旅馆，这么一来在培训期间，那些家住郊区的经营者和管理人员就可以在此住宿，非常方便。他们坐在放在马铃薯袋中间的办公椅上，听尼克・卡罗斯、弗雷德・特纳和托尼・费尔克讲课。到了中午，学员上楼在实际工作中运用所学的知识。我们第一期讲习班共有18名学员，主修汉堡学和兼修炸薯条，结束时被授予汉堡学学士学位。 看到我们逐渐在成长真是一件振奋的事情！尤其是看到我们的故事遍布全国的各大报刊，承认我们对商业的影响力，赞赏我们的经营者参与社区事务。 我们的故事是那种美国大众都特别向往的故事。因为他们听够了失败萧条的故事以及冷战政治。苏联恐吓说研发新导弹，发射卫星绕地球轨道运行，这些说法使我们国家形成了一种防卫状态，人们在后院中修建防空洞，思考着真有核袭击的时候该怎么办。1959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上，苏联总统赫鲁晓夫信誓旦旦地把脚跷在桌上向全世界宣布说他们国家的体系将会战胜资本主义。 在那之后不久，埃维・库普西内特在他的《芝加哥太阳日报》专栏里写道： 9位即将从大湖区退隐的水手在萨勒办公室里会面了麦当劳的老总雷・克罗克。他们说他们共同在海军服役，现在马上也要一起离开了，所以想一起进入商业圈。克罗克答应了他们。于是这9位水手将共同成为俄勒冈州波特兰一家店的店员。这就是雷・克罗克所说的美国资本主义梦想的实现，赫鲁晓夫，你看到了吗？ 在麦当劳遍布全国的成长过程中，我召开过多次记者招待会，接受过多次访问，但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和由阿尔・格林安排的与专栏作家哈尔・博伊尔的会面。我知道博伊尔仅仅是因为他的名声，他是战地通讯员获奖者，他的专栏似乎出现在我去过的每一个城市的报纸上。我不知道他是纽约那些比较没安排的记者中的一个，我也庆幸地没意识到阿尔・格林的愤怒，因为博伊尔忘记了我们的会面并想安排另外的时间再做。阿尔的确告诉我出了个问题，并建议我在博伊尔的办公室里做访问，而不是在饭桌上。 我对此并不介意，但是我实在不习惯大大的房间里不断工作着的打字机和复印机发出声音的感觉。因为你基本上听不到自己在思考的声音。还有博伊尔，看上去就像一个喜欢逗乐的爱尔兰酒保，站在吧台后面，吧台上盖满了他的同事所称的“一堆神圣的碎片”。博伊尔从椅子上推开一堆纸让我坐下。我选择坐在了桌子的边上。我的公关处理人看起来好像有点沮丧，不过我不介意。我是来讲麦当劳的故事的，而且我真的做到了，我的声音高过了背景的噪音。其他的记者和编辑一个一个地放下了他们手头的工作，聚集到博伊尔的桌子旁边。我讲完的时候，整个房间鸦雀无声。有整整一群人在听，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想知道他们怎么能够离开报业而成为麦当劳的经营者。博伊尔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专栏文章是这样写道的： 美国为比萨饼疯狂了，但是不到5年雷・克罗克就在美国喜爱的传统食物——汉堡上建立起了2万美元的经济。“我把汉堡放入集中生产线生产。”56岁的克罗克说，那时他是连锁店的董事长，现在一年可售出1亿个单价为15美分的汉堡。 接着继续讲述我是怎样发展该体制的，详细如下： 克罗克说他成功的汉堡店平均年度总销售额为200美元，其中净收益40美元。消费者的平均消费为66美分。“没有一个特许经营店失败……我们看不出哪一家能够失败，”他说，“无论如何，我们不会让它失败。我们会介入并接手。”
这些故事没有提到的，也是我不打算告诉任何人的是，在麦当劳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商店尽管生意日益兴隆而且账面也表明我们有盈利，但我们没有现金流转。我们出租房屋土地得到的收入，要拿出来支付这些不动产的大量的日常费用。在我们最开始的160家商店中，只有60家我们发展为餐馆，并从中获益，这要除掉服务费。其他的都归经营者自己拥有。他们只支付我们1.9%的服务费。于是，这使我们的处境相当奇特：一方面，我们的总销售额继续增长，不少家生意还十分兴旺，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家店一个月的销售额就高达37美元。但同时，公司总部却几乎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哈里・索恩本下了一道命令，账单凡超过1美元的不能全额照付，而所购物品超过1美元的必须按月分期付款。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迪克・博伊兰决定聘用年轻的会计格里・纽曼。在此之前，迪克已经成为哈里・索恩本的替身——似乎哈里花个铜板，打个喷嚏都要向迪克讲明用途和原因。 哈里这样做是要确保他万一被车撞死，他的生意不致停顿下来。我们需要一位精通账目的人，能够对我们的成本进行分析。由于纽曼做过建材账目，博伊兰便聘用了他。格里原打算把我们列为他处理若干户账目中的一户，但他很快发现我们的工作量较大，很难腾出时间再照顾其他客户，假如我们能为此给他相当的报酬，事情可能行得通，然而我们无力这样做。我们给他的只是越来越少的工作。当时我们的办事处有45人，其开销已超出我们的收入，终于有个星期我们的银行账目透支，再也发不出薪水来了。格里提出这样的解决办法：将薪水由每周改为每半个月发一次，并在告示牌上贴出公告，凡是周五未领到支票而手头缺钱者，可以从零用现金中借支，最多不超过15美元。 ……思绪中的片断…… 我和迪克、哈里还有那个新来的小伙子格里・纽曼坐在迪克・博伊兰的办公室里。我对纽曼了解不多，但听人说他很机灵。我们几个人在晚上开会，讨论财务问题，阿特・特里格从新加坡回来，带了不少烤肉串和其他美味，一见这些东西大家立刻抛开了记账的议题。谢天谢地，因为我真正要谈的是我们全国各店所汇报的销售量猛增的问题。 “听着！”我说，“不出这几天我们的销售总额将达到每月10万美元！我们要成为拥有10亿美元资产的公司！
这两句话竟把纽曼给吓呆了，嘴里东西嚼着嚼着就停下来，两眼瞪着我，那神情真的很滑稽。 几年之后，我听说格里回家后对他的妻子说了那晚见到我的情形，说我不是发疯就是在做梦，他担心的是下星期的生意能否做下去和我能不能继续朝着未来的10亿美元目标去努力。就在那段插曲出现后的第二年，另一家“得来速”餐馆连锁店给出比我们多一倍的薪水聘请格里，但被他拒绝了。对方对此有所不解，便问他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像雷・克罗克那样的人你们没有。” 然而，格里留下来，并非仅仅出于对我的信任，还在于他有勇气，有眼光。在某些方面，格里的思想与我十分接近，他的记忆力强，可以毫无遗漏地记住各种情况。不过有一点，他与我不同，他对那些报告和零散文件喜欢得入迷，因而，不管提出有关麦当劳的什么问题，他都能对答如流。我忘掉的一些事他也能记得，那真是少见啊！ 玩世不恭的人说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钱买到，我说那是放屁！世上就有用钱买不来，出力得不到的东西——幸福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概念不好解释！假如我没有碰到乔尼・史密斯我算不算幸福呢？我不知道，我的的确确把个人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工作，事业即是我的生命。然而与乔尼邂逅，我才领悟到我缺少什么，于是努力追求。如果能赢得她的心，我会献出一切，甚至把麦当劳丢开的。但目前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期望着她会来到我的身边。 就这样挨过几个月，乔尼终于打电话告诉我她已做了决定。不过，严格说来，是她女儿和母亲替她下的决心。她们都强烈反对她离婚，而她也不忍与她们决裂，所以她回答说“不行”。如一道巨大裂缝将拉萨尔大街的混凝土路面毁掉，随着雷霆在冒着烟的废墟上空闪烁，我们的办公楼化成了灰烬！当然只有我才有此感觉，不过，事情带给我的痛苦却甚于天崩地裂，我一连几个小时独自坐在那里，任凭电话乱响，只是看着窗外白雾退去，街灯亮起来。后来听到阿特・特里格在外面办公室喊我，他停立在门口，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收拾行李，阿特，”我对他说，“咱们到加州去！”